第2章 著作權法概論

2.3 著作權法之解釋與憲法對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識字第445號之意涵

2.3   著作權法之解釋與憲法對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之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之意涵

2.3.1.著作權法與憲法基本權之關係
        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著作權為無體財產權,自應受前開憲法條文之保護。著作權法所設之種種對於著作人之保護,例如創作自動保護主義等,即是彰顯及落實人民憲法上財產權基本權利之保障。此外,憲法第165條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及第166條規定:「國家應獎勵科學之發明與創造,並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著作權法之立法,亦間接實現前述憲法所揭示之目的。
如上所述,著作人之權利固為憲法上之基本權利,得以根據著作權法禁止他人未經其授權,擅自發表及利用其著作。惟憲法第11條亦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此類表現自由之規定乃是國民獲取知識及發現真實不可或缺之前提。經由表現自由之保障,個人可不斷追求事實真相,在社會中實現自我,且可經由此保障,參與政治及社會決定之過程,藉以建立理性且安定社會。質言之,表現自由乃為凝聚社會之原動力,且為民主政治最重要之基礎,是民主政治存續與發展之必要條件,無論國民之表現(expression)是否基於崇高之動機,均為憲法上言論自由保障條款所保護。
       因此,憲法第11條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與第14條所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在憲法學上有稱之為「前國家之權利」,亦即是國家形成之前即已存在之權利。憲法乃是人民為形成國家所簽訂之共同契約,而契約簽訂之目的不外在確認人民具有先天不可侵犯之權利,並於契約中明定國家機構之統治原理,以明確規定國家機構所應遵循之規範,使其不致逾越以致濫用公權力,侵害人民所應享有之基本權利。故所謂表現自由,正是此種先天不可侵犯用以排除國家公權力侵害之基本人權。
        基於此種積極表見之自由權利,人民自有合理使用他人著作以為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權,而以其所選擇之方式,例如以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或公開播送之方式,在合理之範圍內,將其意見或思想傳達給他人;又基於此表見之自由,亦可推論出人民有被動或消極之「接收訊息權」(the right to receive )。基於此接收訊息權,人民對於他人著作自亦可在合理範圍接觸及重製他人著作,並進而改作及編輯,此種附隨之權利在網際網路之資訊傳播環境下尤其重要[8]
        司法院釋字第445號解釋對於表現自由之本質亦有精闢之解析,宣稱:
    「本於主權在民之理念,人民享有自由討論、充分表達意見之權利,方能探究事實,發現真理,
     並經由民主程序形成公意,制定政策或法律。因此,表現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
     權。國家所以保障人民之此項權利,乃以尊重個人獨立存在之尊嚴及自由活動之自主權為目
     的。」

        從而,對於表現自由,在我國有論者主張國會不得以立法事前予以抑制或禁止[9]。在美國,依聯邦憲法第1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美國若干憲法學者及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Hugo Black等人亦採「絕對立場」(absolute position),認為第1修正案之限制不論戰時或平時、危險或安全時均一體適用,不能以法律限制該基本權利,任何事前抑制均屬違憲[10]
        從而,自上揭之論點觀察,著作權法既對國民自由利用他人著作為相當之限制,與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即有基本之衝突,面臨著該著作權法本身是否違憲之問題。換言之,依絕對論者之觀點,言論、講學、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自由既係前國家之權利,即不得以法律事前抑制,致妨害國民基本權利之行使,故著作權法在我國及美國均有是否違憲之討論或爭議。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於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中稱: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
      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
      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
      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
      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

        此號解釋明白宣示我國憲法第11條及第15條之基本權利,非不得於必要時以立法限制之。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445號解釋,該解釋文稱: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國家
      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之場所,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
      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規定。集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除同條項但書所定各款
      情形外,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同法第十一條則規定申請室外集會、遊行除有同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應予許可。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遊行
      之目的或內容之事項,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屬立法自由形成之
      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抵觸。」

        揆諸前揭解釋意旨,並不認為表現自由之基本人權不得為事前之限制,重點在於限制之內容是否有違憲法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之規定而已。換言之,以著作權法對於國民之言論自由為事前抑制屬立法裁量之範圍,於表現自由之訴求尚不致必然有侵害,至於判斷個別條文是否違憲時,則應考量對於著作權人之保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違,或對於著作權人之限制(或公眾之合理利用) 是否逾越憲法第23條所稱之「必要」之程度,否則即屬違憲。要言之,著作權法之立法或解釋時,應在著作權人權益之維護與國民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間求取適當之均衡,以避免對著作權人過度之保護致影響國民之表現自由之基本權利此乃研究、適用著作權法時不可忽視之重要課題[11]
        茲所謂必要,即通稱之「比例原則」,析言之,該原則可包含3個要素。第1是「適當性原則」(Geeignetheit),指任何手段必須能達到其目的,又稱「合目的原則」;第2是「必要性原則」(Erforderlichkeit),指在可選擇之多種達成同一目的之方法間,選擇損害最少的方法;第3是「狹義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aet),指使用該手段所獲致之公共利益與對於個人之損害間,必須保持適度之均衡。對於著作權法之適用而言,即指應考量著作權人之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利益與國民在憲法上所享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之「公共利益」之均衡[12]。此種利益之均衡不僅為國會制定著作權法時之標竿,且為解釋著作權法之際之重要參考因素。
        美國憲法雖無如我國憲法第23條之規定,但「絕對立場」之理論自歷史之角度觀察,僅為一時之少數說。現行主流之見解均認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的,可經國會之立法予以事先之限制,只要符合憲法第5修正案及第14修正案之「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即可。故著作權法對於國民言論自由之事前限制並非違憲。至於所謂正當法律程序,乃兼指程序之正當(procedural due process)及實質之正當(substantive due process)[13],其判斷之基準乃在各種相關利益之衡量。[14]析言之,「法律不應是不合理的、專斷的、多變的,同時所用的手段與所實現之目的間必須有合理及實質的關係」。[15]其精義所在實與比例原則異曲而同工。

2.3.2 憲法基本權衝突時法院之價值權衡與最適調和

        著作權法之立法有憲法上之爭議已如前述,惟於適用或解釋著作權法之際,亦有憲法本權衝突 (Kollisionen der Grundrechte)之問題。析言之,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此財產權當然包含著作權;但人民依憲法第11條,亦有憲法第11條之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利,此際因憲法上基本權的行使發生與他人在憲法上所享有之基本權利相衝突。對於此種基本權衝突之解決,蘇大法官俊雄在釋字第509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對此有精闢之分析:

       「憲法保障的不同基本權之間,有時在具體事件中會發生基本權衝突-亦即,一個基本權主體在
      行使其權利時,會影響到另一個基本權主體的基本權利實現。基本權利之間發生衝突時,也就 
      是有兩種看起來對立的憲法要求 (對不同基本權的實現要求) 同時存在;此時,必然有一方之
      權利主張必須退讓,方能維持憲法價值秩序的內部和諧。由於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並沒
      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存在,故在發生基本權衝突的情形時,就
      必須而且也只能透過進一步的價值衡量,來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價值秩
      序。就此,立法者應有『優先權限』 (Vorrang) 取適當之規範與手段,於衡量特定社會行為態
      樣中相衝突權利的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基本權利實現的先後。而釋憲者的職權,則在
      於透過比例原則等價值衡量方法,審查現行規範是否對於相衝突的基本權利,已依其在憲法價
      值上之重要性與因法律規定而可能有的限制程度做出適當的衡量,而不至於過份限制或忽略了
      某一項基本權。至於在個案適用法律時,行政或司法機關亦應具體衡量案件中法律欲保護的法
      益與相對的基本權限制,據以決定系爭法律的解釋適用,追求個案中相衝突之基本權的最適調
      和。由誹謗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爭議,基本上便是一種典型的基本權衝突問題;蓋此際表意人所
      得向國家主張之言論自由防禦權,會與人格名譽受侵害者所得要求國家履行的基本權保護義
      務,發生碰撞衝突。面對此項難題,立法者一方面必須給予受到侵擾的人格名譽權益以適當之
      保護,滿足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的基本要求,他方面亦須維持言論自由的適度活動空間,不得對
      其造成過度之干預限制。而在社會生活型態多樣的情況下,如何妥慎區分不同的生活事實以進
      行細緻之權衡決定,更是此項基本權衝突能否獲致衡平解決的重要關鍵。」

        此協同意見書雖係針對言論自由與人格權保障之衝突所提出之憲法意見,但於言論自由與財產權間之衝突當然亦有適用。是以法官在裁量之際,即應就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即著作權法第1條所揭示之基本原則,就何者應屬優先何者應予適度之退讓限縮為衡平之考量。而著作權法第44條以下至第65條之合理使用各條文即為最明顯有關著作權人與利用人間之利益考量之基本原則。

2.3.3. 司法實務對基本權衝突之論述
 

  1.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民專上字第20 號民事判決

     「憲法第11條固然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將著作權列為乃人民之 
      基本權利,惟著作權並非絕對權利,著作權法即以合理使用提供一最佳之制衡手段,以權衡著
      作權人之私益與社會大眾之公共利益,為著作權人之權利範圍賦予合理之限制,應參照大法官
      解釋釋字第509 號協同意見書之見解,個別審酌法律所欲保護之法益與相對的基本權利限制,
      以追求最適調和。…參以藥品仿單係隨同藥品銷售而流通於藥品市場,並無單獨存在之『仿單
      著作市場』,難認上訴人單就『愛妥糖』藥品仿單有何獨立之市場價值,仿單著作權爭議有淪
      為藥品市場競爭手段或變相延展藥品專利保護期間之虞。而反觀學名藥仿單係因藥物安全性、
      藥政管理及資源利用有效性之考量,而採學名藥仿單與原廠藥仿單一致性原則,有其社會利益
      及公共政策之考量。為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對於原廠藥商與學名藥商互相衝突之利益,應容許
      被上訴人可為合理使用之抗辯。」
[16]
 
      2.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刑智上字第7號判決
      「本條係八十一年六月十日修正著作權法時所增訂,主要係參考伯恩著作權公約第十條第二
      項,立法理由認為報導時事時所接觸之層面極為廣泛,而在報導之過程中,極可能利用他人著
      作,苟不設利用之免責規定,則時事報導極易動輒得咎,有礙大眾知之權利,當非著作權法保
      護著作權之本旨。由是可知,時事報導所以得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係為調和資訊自由權與
      著作權法兩者間之衝突,認為在保障民眾接近資訊之前提下,著作權應限縮其權利上之主
      張。」

        基於上揭基本權面臨衝突之認知,法官於判決中續引用美國法院之判決之精義,在公眾知之權利與著作財產權之保護間進行價值權衡之闡釋:
      「按著作權法制定之目的,在於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著作權法第一條參照),所謂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僅係該法制定目的之一,為達到此一目
       的,該法賦予著作人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並依法給予保護。然倘過於偏重對於著作人之
       保護,將限制大眾利用該著作、侷限文化之永續發展,進而影響公共利益,為調和兩者,著作
       權法乃在第四節第四款下設有若干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規定,對若干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定性為
       合理使用,豁免行為人之民刑事責任。而在美國之著作權法理論與實務中(所以以美國法作為
       比較,乃因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主要係參照美國著作權法規定而來),亦有相同之衡量判斷,以
       所謂時事報導或新聞報導(news reporting)與合理使用間之爭議為例,新聞報導所牽涉之問
       題除公眾知的權利之外,另含有第一修正案之言論自由議題,在公眾知的權利以及言論自由之
       保護與著作財產權此一私權之保護兩者產生衝突時,仍以公益之保障為優先(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417,429(1984))。就本案而言,系
       爭新聞事件男主角身分為國會議員,所涉事件不論就公共議題(國會議員交友有無涉及不法或
       營私舞弊)或茶餘飯後層面,均有使國人知悉並探討之必要,亦即具有時事報導之價值與必
       要,此與一般販夫走卒間風花雪月之層面不同,為使公眾知悉新聞時事之詳細內容,被告就其
       所接觸之源頭即獨家報導此一事件之蘋果日報中之攝影著作加以援用,且在所使用之攝影著作
       中註記其圖片來源為告訴人所屬蘋果日報,對公眾而言,於目睹被告上開標示後,自無可能誤
       將上開圖片認為係被告所拍攝,對告訴人之權利並無顯著傷害,卻可使一般公眾知悉事件如何
       產生以及事件知詳細內容,就公眾知之權利維護而言,其效益顯然大於告訴人系爭攝影著作之
       著作權保護。」


2.3.4  司法實務引用憲法第11條為合理使用範圍及原創性有無之權衡依據
       台灣高等法院作成的83年度上更(一)字第788號刑事判決即引用憲法第11條為判斷合理使用之範圍之依據:
     「…三、依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及出版之自由,惟若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過於
      浮濫,不但將使人民於從事出版活動時困難重重,影響所及,亦將妨礙人民資訊取得之便利,
      故著作權人所創作之作品固須加以保護,但仍需有一定之限度,以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保障一
      般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是以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明文規定:『為報導、評論、
      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此為對已取
      得著作權之著作,合理使用型態之一,而認為阻卻違法。」

       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5250 號刑事判決亦援引憲法第11條做為界定著作權法第49條合理使用範圍權衡之基礎: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惟若對於著作權保護過於
      浮濫,將使人民從事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活動時有所侷限而妨害
      人民資訊取得之便利,故著作人所創作之作品固須予以保護,但仍需有一定之限度,以鼓勵人
      類知識之傳遞與交流,促進文化資產之永續與豐沛,並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保障一般人民之言
      論、著作、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是以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明文規定:『以廣播、攝影、錄影
      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
      著作。』法院判斷個案中是否存在合理使用之情形,應本諸著作權法之設計目的及理念,充分
      考量及權衡各方現時及將來利益,」

        台灣高等法院83年度上更字(一)字第788號刑事判決之旨趣亦同,援引憲法第11條做為著作權第52條立法之依據:
      「依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惟若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過於浮濫,
      不但將使人民於從事出版活動時困難重重,影響所及,亦將妨害人民資訊取得之便利,故著作
      權人所創作之作品固須加以保護,但仍需有一定之限度,以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保障一般人民
      之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是以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明文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
      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此為對已取得著作
      權之著作,合理使用型態之一,而認為阻卻違法。」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83年度自字第250號刑事判決即稱:
      「又依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若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過於浮濫,
      不但將使人民於從事出版活動時困難重重,影響所及,亦將妨害人民資訊取得之便利,而資訊
      之取得,實為人民充分行使言論自由之前提」。

       然而,適用著作權法之際,憲法之考量並非僅以此合理使用之判斷為限,憲法上各種基本權利之間衡平之考量幾無所不在。例如「著作」範圍之廣狹、思想與表達區分之界線及合併、原創性應如何定義等涉及憲法上之爭議[17]。台灣台北地方法院83年度自字第250號刑事判決即本於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旨,而於判斷原創性之際為衡平之判斷,該判決稱:[18]
      「又依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若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過於浮濫,
      不但將使人民於從事出版活動時困難重重,影響所及,亦將妨害人民資訊取得之便利,而資訊
      之取得,實為人民充分行使言論自由之前提,故著作人所創作之作品固須加以保護,但仍須有
      一定之限度,以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保障一般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經查本件自
      訴人遭擅自重製之作品,係其所拍攝當時為國家安全局副局長甲○○之照片,該照片係甲○○
      於一聚會場所端坐時,為自訴人所攝得,此有該照片附卷可稽,依其所拍攝之照片內容觀之,
      實無法察覺出自訴人之所以選擇該照片拍攝之距離、角度有何特殊之考量,應僅為自訴人當時
      於其隨機取得之地點拍攝得成,其所拍攝之照片縱具有其所稱之『特殊性』及『稀少性』,然
      自訴人於系爭照片上所施之精神作用力甚低,無法認為具有原創性,不符著作權法所稱著作之
      要件,自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上揭判決均引用憲法第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之規定,作為著作權人利益與人民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間衡平考量之基礎,其立論實擲地而有聲。

 
[8] 憲去第十一條知的權利,除接收訊息權外,依我國所簽署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及「第34號一般性意見:意見自由及言論自由(《公約》」第十九條第18點,尚包括獲取資訊的權利。此公約係於民國55年12月16日簽訂,於民國98年12月10日生効。依此公約,人民對政府機關所掌握資訊之取得,係屬主觀公權。
[9] 釋字第445號之釋憲聲請人甲○○等3人針對集會遊行法許可制之釋憲聲請書即據此理由而認許可制違憲。
[10] 此絕對論之理論基礎源自Alexander    Meikljohn,聯邦最高法院採此見解之大法官有Hugo Black, William O. Douglas,William J. Brennan, Thurgood Marshall 等,詳見Alexander Meikljohn,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elf-Govern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8), p.17。
[11] 參閱賀德芬,言論自由與著作權之保護─兼談著作權的限制,法學論叢,68年,第8卷第1期,第 113-132 頁;Nimmer on Copyright, April 2005, vol. I, § 1.10:First Amendment Limitation on Copyright. 關於釋字第445號解釋,學者許志雄認為已採用「事前抑制禁止理論」,惟依本書作者見解,大法官之解釋理由書中雖稱如「使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之政治上之言論而為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有違」云云,惟於解釋理由書中又稱:「倘於申請集會、遊行之始,僅有此主張而於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並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即不予許可或逕行撤銷許可,則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不僅干預集會、遊行參與者之政治上意見表達之自由,且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必要性。」揆其意旨,亦承認在有明顯而立即之危險之情形或有符合憲法第23條之必要時,得採事前抑制手段而不違憲,是以前揭學者之認知,似值得商榷。詳見許志雄,集會遊行規制立法的違憲審查基準(上、中、下),月旦法學,87年6、7、8月號。
[12] 比例原則(Verhaeltnismaessigkeit)起源於德國,原適用於裁量之控制,其後則提升為憲法上之基本原則,意指為達成目的所用之手段(Mittel)與所造成之損害間須有合理之關係,正如Fliner所稱不能以大砲打麻雀之意。詳見Fritz Fliner, Institutionen des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 (Tuebingen: Mohr, 8th ed., 1928), p.404; Ernst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 (Muechen &   Berlin:Beck, 10th ed., 1973), p.70.
[13]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384號解釋文。
[14] 正當法律程序之「正當」乃以「利益權衡法」為判斷之基準,詳拙著,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判斷基準─由釋字第384號解釋談起,司法周刊第752期,84年11月29日,第4版。
[15] 其原文為:「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y demands only that the law sh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and the means selected shall have real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     to the objects.」Nebbia v. People of State of New York, N.Y., 291 U.S. 502, 505 (1934). 在另一案件中,法院則將"real and substantial"稱為" real and substantive", U.S. v. Smith D.C. Iowa, 249, F. Supp. 515, 516,引自 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 1979, p.449.
[16] 判決文應引用憲法第15條才屬正確,引用第11條之條文應是無心之誤植。按著作財產權屬第15條之財產權,利用人方是依憲法第11條主張出版及知的權利,故得出著作財產權之保障並非絕對之結論。憲法基本權沖突即是第11條利用人與第15條。
[17] 美國著作權法學者及司法實務上咸認為originality當然屬憲法上之爭議,最高法院法官在Feist 一案中所引述之先驅案例及各家學者見解可資參考:「Originality is a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The originality requirement articulated in The Trade-Mark Cases and Burrow-Giles remains the touchston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today. See Goldstein v. California, 412 U.S. 546, 561-562 (1973). It is the very "premise of copyright law." Miller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650 F. 2d 1365, 1368 (CA5 1981). Leading scholars agree on this point. As one pair of commentators succinctly puts it: "The originality requirement is constitutionally mandated for all works." Patterson & Joyce, Monopolizing the Law: The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Law Reports and Statutory Compilations, 36 UCLA L. Rev. 719, 763, n. 155 (1989) (emphasis in original) (hereinafter Patterson & Joyce). Accord id., at 759-760, and n. 140; Nimmer § 1.06[A] ("originality is a statutory as well as a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id., § 1.08[C][1] ("a modicum of intellectual labor . . . clearly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constitutional element").」See Feist Publication,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499 U.S. 340, 346-347.
[18] 本案經台灣高等法院83年度上訴字第2976號維持被告無罪之判決結果,但經最高法院以83年度台上字第5206號判決撤銷發回,發回意旨質疑原判決未對為何該照片沒有原創性之理由詳加說明,台灣高等法院83年度上更(一)字第788號判決時,即僅以合理使用為理由判決被告無罪,而未就作品是否具有原創性為論述,最高法院嗣又以84年度台上字第5350號判決撤銷原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84年度上更( 二)字第902號更二審時,仍以作品之使用係合理使用而維持無罪判決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