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行使(授權)及消滅

13.1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第十三章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行使(授權)及消滅


       著作權可分為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著作權法第21條參照),但著作財產權則可以讓與、出質或授權他人行使,並因存續期間屆滿、著作財產權人死亡或法人解散而消滅。
 
13.1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13.1.1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意義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係指著作財產權人將其所有之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等終局地移轉所有權予受讓人之謂。至於其性質,依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1039號民事判決所指出:「著作財產權之轉讓,係著作財產權主體變更之準物權契約」讓與之結果,將使原著作財產權人終局喪失該著作財產權之所有權,從此對於該著作財產權無置喙之餘地。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可以將各種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亦可能僅為部分讓與。例如僅讓與小說之劇本改作權,而不包括小說之重製權;或者僅讓與台灣地區之小說重製而不包括大陸或海外地區等均是。著作權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第1項)「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在其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第2項)即明示此旨。
 
13.1.2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性質及法律原因
       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發生權利之變動,故性質上係準物權行為[1]。又讓與固以買賣之原因行為為常態,但贈與、互易、強制執行之拍賣亦是讓與之原因。故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法律原因即包括著作財產權買賣契約、贈與契約及互易契約等。
 
13.1.3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及方式

       依著作權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權利範圍可以為全部,亦可以為一部分。此即「著作權可分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Divisibility of Copyright)」。如為部分讓與,則係對於原完整之著作財產權權能之限制,當事人以契約限制原著作財產權而為一部讓與。其為部分讓與時,讓與之方式可例示如下:
     
(1)   限定地域為讓與
       讓與人可限定受讓人行使著作財產權之場所或地域。例如在語文著作,讓與人可僅讓與大陸地區之重製權,在電影著作,讓與人可僅讓與海外地區之公開上映權,而自行保留台灣地區之公開上映權。至於在同一區域內亦可再行細分而各別為部分之讓與。例如公開演出權亦可限制演出之地點或劇場。此種得以分割而讓與之特性與有體物所有權之處分情形迥然有別。
(2)   限定語言所為之讓與
       就著作財產權所使用之語言,可予以分割而為讓與。例如,可分別讓與卡通電影「花木蘭」之英語版、法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版予不同之受讓人即是。
(3)   限定個別著作財產權而為讓與
       構成著作財產權之各項權能得為個別之讓與。著作財產權人可將各種著作財產權,例如重製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出租權、公開口述權、改作權(含翻譯權)等分別讓與。
(4)   限定特定之著作財產權權能之部分而為讓與
       著作財產權人讓與時可能僅讓與某種著作財產權權能之一部分而非全部。例如讓與重製權時,受讓人僅能將該著作以書摘或精華本之方式重製 (digest and condensation right)。亦可能將讓與之權利限制以連載之方式為之。再者,鑑於科技之進步,重製時所用之媒體亦常是限制之對象,例如讓與重製影片時限於VCD,而不及在DVD或LD上之重製。
(5)   限定著作商品化權利之範圍所為之讓與
      人物、角色、符號或圖案等著作均有可能在壁紙、玩具或文具上重製或改作。此種著作之「商品化權利」(merchandizing rights)亦可分割而為讓與[2]。例如,只讓與人物造型使用在玩具之權利(以平面之方式使用於立體之玩具,或以單純性質再現之方式以立體方式呈現),而不包括將該圖案使用於衣服之權利。

13.1.4      著作權是否可限定時間為讓與之爭議
       著作財產權究竟可否為時間之限制而為一部讓與頗有疑義。有認為著作財產權人權能之讓與可能限定一定期限而為移轉。例如,某甲可能與某乙約定將公開演出權讓與某乙3年。在此情形,應認為已完全發生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效果。3年時間經過,則著作財產權自動回復歸屬於某甲。實質上,此與附買回約定之讓與契約性質略有差異,不同之處在於依買回契約,讓與人須再付買回價款,而此種讓與契約則毋庸另行付款。再者,買回契約係屬債權契約,從而受讓人於受讓後縱違約將權利讓與他人,買回權人亦不能對該權利之再受讓人為權利之主張,但在附時間限制之讓與契約,受讓人不能為超過該期間之讓與,3年時間屆滿,權利自動歸屬原權利人,縱該權利已轉讓他人亦同。又此種限定一定期間之讓與雖與專屬授權之效果類似,且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實務上亦具有告訴及自訴權,惟前者為準物權之讓與,後者本質上僅為債權,性質上仍有不同[3]
       惟智慧財產局專門委員陳淑美則認為著作權讓與不應附有期限,如讓與契約附有期限,其真意僅係「以一定期間為止期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關係」。其在向本書作者所提之書面意見中指稱:美國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權可分性原則」,與我國著作權法第36條之立法精神相同,然而美國之立法文獻中看不出所謂可分性在權利「期間」上亦有其適用性,美國法解釋上僅限於權能之可分。再從美國著作權法第203條以下所謂終止 (termination)之精神觀察,在轉讓之情形,應該是不可以附有期限的。故無論依美國著作權法或我國著作權法,著作財產權一旦為轉讓即永久轉讓,如果附有期限,應認為當事人之真意實為以一定期間為止期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關係。本書作者認為以此說為當。台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更 (二)字第792號刑事判決即稱:「 按著作權或出版權之轉讓,係指著作權或出版權終局、永久之轉讓。」
 
13.1.5      著作財產權讓與與權利之保留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究為全部讓與或一部讓與,均依當事人以契約約定之。惟當事人間約定不明時,權利究竟有無讓與則有發生爭議之可能。74年著作權法修正時,鑑於著作人在著作讓與契約簽訂時,常居於弱勢之地位,且讓與契約往往由受讓人所撰擬,為保護著作人,故在著作權法第7條第2項規定:「著作權讓與之範圍,依雙方約定;其約定不明者,推定由讓與人享有。」81年修正著作權法時,移列為第36條第2項,文字並修正為:「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以杜爭議。新法移列為著作權法第36條第3項,內容從舊法。
 
13.1.6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方式及契約解釋之原則
       如前所述,著作財產權之轉讓常以契約為之,惟所謂契約,並不以文字明文訂定為限,口頭之約定或默示合意均屬契約。且所謂契約意思表示之解釋,本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故所謂「約定不明」云者,乃指無法探求真意而言,如可綜合各種情形以探求真意,即非前揭所稱之「約定不明」而推定為未讓與。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82年度自字第28號判決對此即稱:「按版權一詞並非法律專用之名詞,而係社會通用之名詞,契約雙方雖具備專門技能,惟均非習於法律之人,其契約上使用社會慣用之版權一詞,尤應參酌社會通念以探求其等真意。然在經驗法則上,民間向以版權為著作權之俗稱,此種觀念在右開契約訂定當時(七十九年)仍為一般大眾所公認。綜觀四位證人關於合約中版權一詞之證述,顯然將版權、著作權混為一談,並未特別界定,核與前揭社會通念相吻合」[4],此即係根據社會通念而確定契約真意之適例。
 
13.1.7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及新舊法時期對於第三人之對抗
                ─ 兼論第三人之定義

(1)   民國87年1月22日(含本日)以前完成之著作
       民國81年舊著作權法第75條第1款規定,著作財產權之讓與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乃是指著作財產權合法雙重讓與時,未辦理著作權讓與登記之人不得對抗已辦理登記之人而言。例如某甲將著作財產權讓與某乙,未及登記,又將權利讓與某丙,某丙辦妥登記,則某乙不得對抗某丙,某丙得對某乙請求停止侵害行為。某乙如知情仍不停止,尚應負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刑事責任。
       惟此第三人範圍應不包括不法侵害著作權之人,但包括善意及惡意之第三受讓人在內。例如,著作財產權人甲先將重製權讓與乙,但未及辦理登記,嗣甲又將同一重製權讓與知情之丙,丙並辦妥著作財產權轉讓登記,則乙不得對丙主張其已取得該重製權。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曾認為未經辦理受讓登記者,依著作權法第75條第1款之規定,因不得對抗第三人,故不得提起違反著作權之告訴云云[5]。但79年修正著作權法時,行政院原草案說明即稱:「又本條(指第七十五條)所謂之第三人,限於對主張未經登記有正當利益之第三人,例如雙重讓與之受讓人,雙重設定質權之質權人或債權人等。故如不法侵害著作財產權之人,即非有正當利益之人,自不得主張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未經登記而據以抗辯。易言之,著作財產權之讓與縱未經登記,受讓人仍取得完全之權利,對不法侵害之人,仍得提起刑事告訴、自訴或民事訴訟,併說明之。」我國舊法雖採登記對抗制度,無非藉公示而使財產交易得到安全保障,故無保障惡意不法侵害著作權者之理,前開地檢署之處分顯有未當,應以行政院草案說明之見解為妥。故著作財產權之讓與雖未經登記,但仍有完全之告訴或自訴之權利,該侵害著作財產權之人並非所謂第三人。

(2)   民國87年1月23日(含本日)以後迄今完成之著作
       現行著作權法取消著作權登記制度,刪除著作權法第75條,是以從87年1月23日(含本日)以後完成之著作即無適用登記對抗制度之餘地。職是,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一經意思表示合致即行生效,該準物權在讓與範圍內已生移轉之法律效果。如有雙重讓與之情形,後受讓人自不能取得著作財產權。在此情形,縱受讓在後之受讓人取得公證人作成之公證書亦然,蓋著作財產權一經移轉所有權即行生效,原著作財產權人如再為讓與,則屬無權處分,縱有公證,亦不生讓與之效果,亦不得對抗第一次之受讓人。
       著作權登記制度廢除對著作財產權之讓與產生不便。按著作財產權之性質屬準物權,物權之變動宜採公示主義,故乃有81年舊著作權法第75條登記對抗主義之規定,以保障財產交易之安全。日本著作權法第77條之旨趣亦同。87年著作權法廢止著作權登記,僅保留製版權登記,將使著作財產權之變動無從藉公示制度以保障交易之安全。影響所及,將使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無從藉登記制度了解原權利人之狀況,亦無從藉登記制度取得對抗第三人之法律效果,一權兩賣之情形將防範無方,徒增著作權之爭議。因此本書作者建議局部恢復受理我國舊著作權法第75條之著作財產權變動或設質登記,並使該登記產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以維護著作財產權交易之安全,並減少訟累。

 
[1] 參見半田正夫,著作權法概說,平成8年,一粒社,第7版,第178、179頁。我國法院實務上亦認為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係準物權行為,臺灣高等法院84年上字第741號判決謂:「著作權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所謂『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應指直接發生著作財產權移轉效果之準物權行為,而非指僅得請求移轉著作財產權之債權債務行為。債權人如依負擔行為而僅取得債權,因其僅係特定人得向特定人請求特定行為之權利,基於此債權相對性,其並不具有得對抗一般第三人之效力;如依處分行為取得物權或物權以外之財產權,基於物權之絕對性、排他性,始能對抗他人。是僅生移轉請求權之債權債務行為,僅為準物權行為之原因行為,尚不使權利發生變動,更無對抗第三人效力之餘地。」最高法院86年3月7日86年度台非字第64號刑事判決亦稱:「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具有類似物權移轉之性質。」
[2] 因著作財產權具有可分割之特性,因此,在讓與或授權之情形,均可因社會之變遷或科技之進步而產生新的分割方法。所稱之商品化權利之分割讓與,在實質上亦係各類著作財產權權能之部分為讓與。參見林內特.歐文,譯者李祿俊等五人,著作權銷售指南,月旦出版社,82年11月,第37頁。
[3] 半田正夫即認為此種時間的限制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授權契約即可達同樣之目的,故時間之限制無承認之必要。見半田正夫,著作權法概說,第179頁。學者加戶守行則明確肯認限定時間讓與之合法性,見加戶守行,著作權法逐條講義,平成6年改訂新版,第310頁;蕭雄淋氏認為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可有時間之限制,見氏著,著作權法逐條釋義(二),88年4月,第9頁。
[4] 但有學者主張,依德國著作權法上之「目的讓渡理論」,在訂定出版契約時,如缺乏明示意思表示,應解為以達成出版目的為限度而讓與著作財產權。故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等出版利用目的以外之財產權仍為原著作財產權人所保留。見半田正夫,著作權法概說,第180頁。
[5]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82年偵字第13759號及第17477號不起訴處分書即認為:「告訴人雖主張自龍祥影視公司受讓發行權,惟既未經登記,依著作權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即不得對抗第三人,故告訴人對被告等提出告訴於法自有未合。」